隨著招生處處長蔡榮生被堵在海關門前,一場地震不可避免要在中國人民大學波及開來,對於那些要求給予高校更多的權力、更多的自由的聲音來說,蔡榮生的落網是個壞消息,他提供了一個放權以後濫權的現實版本。
  蔡榮生是持假護照從深圳闖關,欲赴加拿大的時候被截獲的,昨天,《法制晚報》記者從中國人民大學獲悉,蔡榮生因招生問題被調查。有消息稱,其已交代的招生等問題涉案金額達數億元,雖尚未被證實,但從其處心積慮做假護照企圖出逃的舉動看,貪不是一天兩天的事,錢也不會是小數目。
  一個招生處長,可能數億的涉案金額,這得剝奪多少個學生的公平和利益才堆積得起來。人們不是驚訝於一個小官的胃口,而是驚詫於一個處長何以有那麼大的權力,能讓這麼多人趨之若鶩,乖乖呈上自己的獻金。他能倒賣的無非是幾個招生指標,是招誰不招誰的區別,可是在就業環境嚴峻,優質教育資源稀缺的現實中,手握實權的招生處處長就有了巨大的變現能力。
  就在一個月前的10月28日,他在接受央視記者採訪時還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人民大學的農村考生圓夢計劃,一個與高考制度相對獨立的招生辦法。如今,這種自主招生的辦法越來越多,在不拘一格降人才這面旗幟下,幾乎每所大學都有自己對未來的憧憬。
  蔡的落網如同迎面打了一記悶棍。沒有高考,拼得過富二代嗎?蔡榮生的貪腐為詰問提供了一個殘酷的現實註腳,如果高考改革的結果卻是讓有權勢有背景的人有了上好大學的便利通道,改革也就失去了意義。蔡榮生貪腐是個案,但招生過程中,一些人的身上集中了過大的權力恐怕不僅只有蔡榮生一個人。讓一些有特殊才能的人也能上大學,上好的大學,但究竟哪些人有特殊才能,哪些是屬於社會渴求的人才,檢驗改革成效的最終標準要看誰說了算。以前是教育部門說了算,一考定終身,考幾分上什麼大學都有明確的界線。現在一部分交由市場說了算,有優秀高中的推薦,有學校的自主招考,高校比以往有了更多的自主權、裁量權。
  該不該下放選拔的權力,這個沒有爭議,我們不可能再退回到唯分數論的那個年代。關鍵還在於權力下放給誰,從教育部門下放到高校,可是高校又沒有建立起一套很好的承載體系,必然導致一部分人的權力過大。另一方面,那些運行多年,雖然也不萬能,但好歹完整的監管體系失去了用武之地,這一增一減之間產生了權力的尋租空間。
  這不是改革的副產品,恰恰是改革不徹底所產生的弊端。所謂的讓高校去行政化,其目的也是建立起一整套公開透明的運行機制,杜絕權力插手資源分配的可能,而不是簡單地去掉行政級別,摘掉幾個官帽。過程透明、權力透明很重要,一個招生處長有什麼權力,校長有什麼權力得說清楚了。什麼樣的權力對運行結果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也公開透明瞭,那麼自然也就沒了尋租的空間。
  蔡的落網如果對高校的嘗試是個打擊的話,那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從個案中去發現一些普遍性的問題,從而推動高考改革的深入。
  (原標題:自主招生不是錯,權力透明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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